《搜神記》中有“秦巨伯斗鬼”故事，見于卷十六，記載了古瑯琊人秦巨伯的“誤殺”悲劇，全文不足三百字。作家、編劇宋方金春節回鄉期間，重讀《搜神記》時，驚覺原文第一句中的地名，是他的老家，出于探尋秦巨伯悲劇根源的目的，宋方金書寫了九萬字的小說《兩心》（四川文藝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與當代電影《誤殺》注重懸疑與推理不同，不同時期內記載于典籍、演義、志怪中的“誤殺”，如曹操殺呂伯奢、西漢七國之亂中被殺的吳國太子劉賢?，包括秦巨伯斗鬼在內，都直白、剛猛，匪夷所思中又帶有宿命般的必然，因而產生了一種令人不敢靠近又忍不住想要一窺究竟的特殊情境。這些背景為古代、敘事或實或虛的記錄，經歷過書卷與時間的選擇和過濾后，呈現為一幅歷史與人性交織出來的復雜畫卷，它們生動而深沉，躁烈又惆悵，對于當下讀者的心靈而言，有著重錘相擊的作用。

秦巨伯的“誤殺”對象，是自己的孫子，對于《搜神記》原著中這一悲劇核心，改編者宋方金給予了維護與重視，但對于原文的含糊其辭以及邏輯缺陷，進行了原創性很高的重寫：白色黃大仙（一只名為白杜鵑的黃鼠狼）成為秦巨伯一生的“敵人”，親家公李四（山神廟守廟人）是秦巨伯的“酒肉知己”，妻子楊氏女和兒媳李珠等人物的出現，使得秦巨伯的形象得以在《兩心》中完整且豐富了起來，他從《搜神記》中的那個行為簡單粗暴的家長，成了《兩心》中情感復雜、念頭叢生、時而進退兩難的立體人物。

在《兩心》里，秦巨伯擁有許多：有了家族譜系，從爺爺到孫子，血脈傳承帶來了職業與性格特點的延續；有了家傳之寶兩心壺和連心扣，兩心壺助他可水可酒、可醒可醉，連心扣幫他捕捉黃大仙賴以謀生；有了社會關系網和公眾形象，這兩者通常在大集上得以展示，這標志著秦巨伯不能例外，也是古代農耕制度下深受規則約束與道德制約的人之一。在此背景下，從法律思考的層面審視秦巨伯“誤殺”，就必然隱藏著人性惡劣一面被激發的可能，對此，《搜神記》沒有明確表達，《兩心》表面看也沒有，但宋方金還是通過他的文字，繪出了“誤殺”事件背后的草蛇灰線。

為了講好《兩心》，宋方金將古瑯琊的鄉土民俗記憶打撈了出來，對自然風景、鄉村集市、美食制作、人際禮儀等，都有著簡潔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寫，作者對于風物的飽含深情，愈加映襯出對于人物的冷靜審視，風暴往往隱藏于晴空萬里之后，秦巨伯為何在這樣一個適合安居樂業的環境下走向癲狂，成為《兩心》想要進行的一次文化探險與人性挖掘，在有了“誤殺”這么一個“悲慘卻令人無言”的結局客觀存在的前提下，對“誤殺”的必然性進行梳理與呈現，成為作者的寫作出發點。

秦巨伯與白色黃大仙白杜鵑爭斗了一生，他與它是勢如水火的對立面。秦巨伯捕殺了無數白杜鵑的同類，而“討封”成功后業已成仙的白杜鵑則以替同類復仇為目標要殺秦巨伯，在這場人與動物的搏殺中，秦巨伯有無數實現和解、改變命運的機會，和弱小的黃鼠狼群體相比，他掌握的權力要遠遠大過“敵人”，而秦巨伯之所以無法停手，是因為捕殺黃鼠狼是祖傳的活路，所以，《兩心》的故事本質上是講一場“生存之爭”，兩個對手緊盯對方，都是為了活下去，因為斗智斗勇，在爭取活下去的欲望當中，又增添了無數的怨念與恨意。

白杜鵑對秦巨伯之恨，體現于它召集一群身強力壯的黃鼠狼給秦巨伯掘了個大小合適的墳，但秦巨伯之死，卻與白杜鵑無關，嚴格說來，他毀于自身、死于自心，所謂“兩心”，是講一個人內心的孤獨，也是講一顆心到另一顆心的距離，就像兩心壺的功能一樣——哪怕把兩個心裝在一個壺內，也因為內有機關、無法融為一體，就像連心扣的反諷一樣——名為連心，意為綁定，不能同甘共苦，只能一同赴死，這樣的“兩心”，與書中無數的悲劇故事，都能對應上。

哪怕熟知《搜神記》原文故事，讀到《兩心》秦巨伯“誤殺”之后戛然而止的敘事時，也會瞬間被震驚感所籠罩，因為這本新著給予了“誤殺”得以成立的足夠多的證據，這出人倫悲劇如果剝離掉鄉土民俗與志怪傳說色彩，那么將只剩下凝視深淵并被深淵所凝視的冰冷人性，而白杜鵑與其同類的存在，反而因警醒意義而使得這個故事擁有了難得的救贖與諒解所制造的暖意，假若秦巨伯能夠像白杜鵑那樣退后一步，另擇其道，那么《搜神記》該卷或是另外一個寫法，但也不會在東晉之后傳播至今并衍生出《兩心》這部小說了。

濃厚的文學性，在細心地涂抹著這本字里行間洋溢著悲傷的小說，《兩心》主要的情境氛圍，還是停留在東晉時期的，但對于人物關系的建立，還是使用了現實主義的手法，在價值觀念的注入上，雖然明顯帶有現代性，但作者還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個人價值觀的過多介入，《兩心》在古典敘事與現代表達之間，找到了一個開闊的地帶。在并不算長的篇幅中，《兩心》通常一兩句帶過幾十年，把惜墨如金的文字留給人物的對話與情節。由第十五章《白杜鵑獨白》開始，小說轉換為白杜鵑視角，對整個故事進行復盤，這部分文字，可以看見時間緩緩流淌，人世悲歡離合皆淹沒于時光，悲劇相比于喜劇，無非如石子磕到了河床底的巖石，留下更深的一點痕跡而已。

讀完《兩心》，會發覺它對東晉志怪小說，進行了一次有次序的外殼剝離與內容重構，是一次對經典文本的成功轉譯，使《搜神記》獲得了更大的當代闡釋空間。正如文學評論家程紹武所說，“《兩心》實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典范”。在精確、唯美的文字背后，宋方金也完成了一次對封建社會、鄉土民間的病理學分析，閱讀本書所帶來的一些體驗，或能有效幫助讀者看到現代性焦慮的古早起源，并尋找到與之對抗的方法。

原標題：《新民藝評｜韓浩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典范——讀宋方金《兩心》》

欄目編輯：李緯

文字編輯：江妍

本文作者：韓浩月